诊所的白炽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，像某种濒死的虫鸣。
我坐在诊室里，对面穿白大褂的医生推了推眼镜，欲言又止的表情我在电视剧里看过无数次。病理报告单上印着一行我看不太懂的医学术语，但“恶性”两个字我还是认得的。医生说了很多，什么“发现得还算及时”、“积极配合治疗还是有希望的”，语气是训练有素的温和。我听着，脑子里想的却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——韩九鸣昨天又上热搜了，和他的新搭档，一个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小姑娘，网友都说他们好配。
你看，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生死关头，惦记的反而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。
走出医院的时候，北京的秋天正浓得化不开。胡同口的银杏树黄了一地，几个游客举着手机在拍照。我在路边站了很久，把那张病理报告折了又折，塞进包的夹层里，然后给我和陈敏打了通电话。陈敏是我唯一还能说上几句话的朋友，也是圈子里为数不多还愿意搭理我的人。
“帮我放个消息出去。”我说。
“什么消息？”
“就说我快死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陈敏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毕竟我这个人从前最喜欢胡闹，什么荒唐事都干过。但那天我的语气大概和平常不太一样，她最终什么都没问，只说了一句“好”。
消息散出去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还快。我们这个圈子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韩九鸣又是德云社正当红的角儿，他太太要死了，这种事足够那群人当三天的谈资。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们在饭局上摇头叹息的样子——“沈予安也是可怜，年纪轻轻的”，“听说是什么癌，治不好了”，“韩九鸣这回总算解脱了吧”。
是了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韩太太就是个笑话。
我和韩九鸣的婚事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。沈家做的是文化传媒的生意，那几年正是风头最劲的时候，德云社要拓展市场，沈家要蹭德云社的招牌和资源，两边一拍即合。我爸在饭桌上把这事定下来的时候，我躲在二楼楼梯口听完了全程，心脏砰砰跳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。
我喜欢韩九鸣，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了。
说起来挺没出息的。我认识他那年才十岁，跟着我爸去德云社听相声，后台乱糟糟的，一群半大孩子在背贯口、练绕口令。韩九鸣那时候也小，瘦得像根竹竿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练功服，站在墙角对着空气练《八扇屏》。我那时候不懂什么相声，就是觉得这个哥哥说话特别有意思，嘴皮子翻飞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装了星星。后来央着我爸又去了好几次，每次都偷偷跑到后台看他，他大概从来不知道这件事，他那么忙，身边永远围着一群人，哪会注意到角落里一个闷不吭声的小姑娘。
可我就是记住了他。记了好多年。
所以当我爸告诉我沈韩两家要联姻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。韩九鸣，那个我从小仰望着的、闪闪发光的人，居然要成为我的丈夫了。年少时的我天真地以为，只要结了婚，朝夕相处，他总会喜欢上我的。我长得不差，家世也好，又真心实意地喜欢他，他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呢？
后来我才知道，理由很简单——他不爱我。这三个字就够了，不需要任何附加的解释。
婚后第一年，我还傻乎乎地满怀期待。他演出我场场都去，坐在第一排正中间，他一个包袱抖出来，我笑得比谁都大声。散场后我去后台等他，他脸上的笑意在看见我的瞬间就淡了，客客气气地叫一声“予安”，然后就没什么话说了。我给他炖汤送到园子里，他当着师兄弟的面接过去，转手就搁在一旁，到放凉了也没喝一口。他师父郭德纲有时候看不过去，会提点他两句，他就闷着头听，回去该怎样还怎样。
我试过很多办法。学做他爱吃的菜，买他喜欢的牌子的衣服，甚至报了相声鉴赏的课，就为了跟他能多点共同话题。我那时候真像个傻子，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，石头也能捂热了。可他看我的眼神始终是淡淡的，像隔着一层擦不干净的毛玻璃，模糊又疏离。
转折是在第三年。那时候沈家的生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，我爸隔三差五打电话来，问我韩九鸣最近在忙什么，能不能帮忙牵个线、搭个桥。我知道他是想借着韩九鸣的名气给自己续命，可我开不了口。韩九鸣本来就不喜欢我，我再拿这些事去烦他，他只会更厌烦。但我爸的声音一次比一次急，一次比一次低三下四，我到底还是硬着头皮去求了他。
那天晚上他在书房看本子，我端了杯茶进去，支支吾吾地说了我爸的意思。他头都没抬，翻了一页纸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：“你爸的事我听说了，但德云社有德云社的规矩，这种事我帮不了。”
他说的是实话，我知道。可我也知道他不是真的帮不了，他只是不想帮。为我不值得。
小主，
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就好了。可偏偏没有。
沈家的窟窿越来越大，我爸开始瞒着我以韩九鸣的名义在外面走动，打着“德云社韩九鸣岳父”的旗号四处拉关系。这事传到了德云社那边，韩九鸣被师兄弟们半开玩笑地调侃了几句，他表面上没说什么，回家以后的脸却黑得像锅底。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发火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人：“沈予安，你爸在外面干什么我管不着，但麻烦你转告他，别丢我的人。”
我张了张嘴想解释，想说我也不知情，可他没给我机会，说完就走了，门关得不重，却震得我整个人都在发抖。
从那以后，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我起初还能自欺欺人地觉得他是演出忙，直到有一回我刷到他和一个女演员的绯闻。其实也不算绯闻，就是几张饭局上的照片，两个人隔着好几个人的距离，但评论区清一色都在说“般配”。我盯着那些评论看了整整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冲到那个女演员的公司楼下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骂了一顿。
那是我第一次发疯。但绝不是最后一次。
嫉妒这个东西，一旦开了闸，就像洪水一样收不住。我开始盯他的行程，翻他的手机，但凡有女性出现在他周围三米以内，我就要想办法把人弄走。有个和他搭过几次的女主持人被我整得丢了工作，他身边的助理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圈子里渐渐传开了——韩九鸣的太太是个疯子，别招惹她。
韩九鸣就是在那个时候，终于连最后一点体面都懒得维持了。他不再跟我吵架，也不再看我一眼，偶尔回家也只是拿几件换洗衣服就走，像对待一件碍事的家具。有一天晚上他喝了酒回来，大概是借着酒劲，在客厅里坐了很久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沈予安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