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想起他娘走的那天，也是这样一个初春的下午。

最后，他挪到了西窑——那是他当年的卧房。

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，“吱呀”一声响，惊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，迷得他睁不开眼。

他捂着嘴咳了半天，等灰尘落定，才看清窑里的景象：土炕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，能埋住脚面，炕边的木箱倒在地上，里面的旧衣服烂成了碎片；墙面上他年轻时贴的武侠海报早就褪色发黄，边角卷了起来，露出后面斑驳的窑墙；地上散落着几个空酒瓶，是他当年喝剩下的，瓶身上的标签都看不清了。

靳长安慢慢走到炕边，伸出手，指尖轻轻碰了碰炕面上的灰——那层灰像细雪似的，沾了他满手。

他突然想起十七岁那年，珍珠第一次来他家，就是坐在这张炕上，给他缝补磨破的袖口。珍珠那时还是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，手指纤细，针脚细密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她的发梢上，泛着金色的光。

他当时觉得珍珠土气，嫌她话少，总爱跟村里的姑娘打打闹闹，把珍珠的真心当草芥。后来珍珠怀了团团，他还是天天泡在酒馆里，珍珠大着肚子给人洗衣裳挣钱，他却拿着那些钱去赌，输了就回家发脾气摔东西，有次还把珍珠刚给孩子做好的虎头鞋扔在地上踩烂了。

“珍珠……”他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，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，砸在满是灰尘的炕面上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他想起离婚那天，珍珠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手里攥着离婚协议书，三个孩子站在她身后，团团抱着圆圆的胳膊抿着嘴，圆圆眼里含着泪，雪松躲在她腿后，眼睛里满是恐惧小拳头攥得紧紧的。他当时躺在酒馆的长椅上，接过协议书看都没看就签了字，还骂珍珠“嫌贫爱富”，现在才知道，她不是嫌贫，是嫌他烂泥扶不上墙，嫌他给不了孩子一个安稳的家让孩子们跟着受了太多苦——有年冬天，团团冻得手脚生疮，珍珠抱着孩子在雪地里哭，求他去借点钱买冻疮膏，他却拿着仅有的钱去买了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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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拄着拐杖，慢慢挪出西窑，走到院子中央的老枣树下。

老枣树比记忆里更粗了，树干上的疤痕还是当年他爬树摘枣时摔下来磕的，如今那疤痕周围长了厚厚的树瘤，像个丑陋的疮。最高的枝丫上挂着几颗红枣，皱巴巴的，发着蔫，显然是去年秋天没摘完的，在风里摇摇晃晃，随时都会掉下来。

他想起小时候，每到秋天，枣子红了，他娘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树下，给他和邻居家的孩子摘枣。

他总爱爬树，坐在树杈上，边摘边吃，枣核吐得满地都是，他娘就站在树下骂他“猴崽子”，手里却拿着个布袋子，给他装着最红最大的枣。有次他从树上摔下来，摔破了膝盖，他娘抱着他哭，给他涂药水，说以后再也不让他爬树了。可第二年秋天，他还是照样爬，他娘还是照样在树下给他装枣。

风突然大了些，吹得老枣树的枝丫“哗哗”响，那几颗发蔫的红枣晃得更厉害了。

靳长安仰着头，看着那些红枣，突然就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这哭声不像成年人的呜咽，倒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，嘶哑、绝望，裹着半生的悔恨，在空旷的窑院里回荡，惊得远处的麻雀都飞了起来。

“爹！娘！我错了啊！”他拄着拐杖，身子顺着树干慢慢滑坐在地上，眼泪鼻涕糊了满脸，“我不该赌钱！不该喝酒！不该气你们啊！”他伸出手，狠狠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，每一拳都用了十足的力气，打得自己喘不过气来，“我浑啊！我不是人啊！你们活着的时候我不孝顺，你们走了我才知道后悔啊！”

他想起他爹临终前，拉着他的手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长安，好好过日子，别再赌了……”他当时不耐烦地抽回手，说爹“啰嗦”，现在想想，那竟是他爹最后的遗言。他想起他娘走后，他爹一个人坐在枣树下，抽着旱烟，望着村口的方向，一天都不说一句话，直到咳得倒在地上。他那时候在干什么？在酒馆里和人划拳喝酒，连他爹住院都没去看一眼发高烧昏迷，都是王婶找人把爹抬去医院的，他赶到时，爹已经说不出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