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弟弟。”我喊他。

“嗯。”他应着。

他没抬头。我看见他手指一遍一遍抠着裤缝。

我弯腰抠开一块泥巴，把一个黄心洋芋掏了出来，在手心掂了掂。

“妈妈给你取的名字，边与禾。爹说：‘庄稼命硬，好养活。’全村人都叫你小禾。”

我把洋芋在裤腿上蹭了蹭：“妈妈说，那就给你取个小名。”

他抬起头。那张脸上糊着泥和泪痕，眼睛却亮了。

“小名？”他问，嗓子是哑的。

“妈妈说叫你——”我学着母亲的口气，软软的，拖长了尾音。

“弟弟。”

我看着他：“我也叫你弟弟。从你生下来那天就喊了。你那么小一个，皱巴巴的，我扒着产房门缝往里瞅。”

“爹说：‘幺儿，这是你弟弟。’我就喊了一声：‘弟！’”

“然后你听见了，‘哇’地对着我和刘麻子哭了。”

弟弟下巴抖了一下，那两滴泪终究是掉了下来，顺着脸颊滚进嘴角。他没擦。

我学着他，抠着洋芋的眼儿，又举起来对着夜色瞧了瞧。

“弟弟，”我喊他，认真地告诉他，“人到最后，想问的话太多，问不出口的。”

“妈妈就问了一句，她说：‘弟弟。’”

“她没叫别人。”我说。

弟弟不说话了。

他把脸整个埋进膝盖里，两只手都缩回去了，攥成拳头抵着额头。

肩膀开始抖，很小幅度的抖。像垄沟里的藤叶，风一过，就一颤一颤的。

我没动。

就那么挨着他坐着。

母亲最后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，成了弟弟一生渴望的答案。

我揣摩过无数遍。

她到底想问弟弟什么？

会不会冷？

会不会疼？

会不会怨？

可生命从来没有正确答案。我都知道。

母亲会冷、会疼、会怨。

跟弟弟无关。

“姐，你呢？”弟弟忽然转过半边脸来，额头抵着膝盖，只露出一只眼睛。

“你的名字也是妈妈取的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爹。”我说。

“爹取的？”他换了个姿势，膝盖松开，整个人转向我。

“嗯。”我把泥土从膝盖上拂下去，“我嘛，我出生前些年，村里乱得很。世道很坏。”

“爹说，他年轻时候村里来了个教书先生。”

弟弟眼睛一下子亮了：“教书先生？”

“嗯。那人戴一副圆框眼镜。爹每次出山扛完盐包回来，就去找那教书先生聊天，聊地，聊世道。”

“爹说，他这辈子听到最好听的那句，就是教书先生说的。”

自此，父亲遇见了母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