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喜欢董霄元，瞒着所有人，这是只属于我一人的秘密。

高二文理分科后，我第一次在校园广播里听见他的声音。那天他念的是海子的《以梦为马》，声线清朗干净，带着北方男孩特有的醇厚，像冬日里一杯温热的茶。我站在走廊上听了整整五分钟，直到上课铃响才回过神来。后来我知道他叫董霄元，比我高一级，是学校文艺部的部长，也是德云社学员班里最年轻的几个苗子之一。

说出来你可能会笑，我这样一个从小到大话都不多的人，竟然会喜欢上相声演员。但董霄元不一样。他上台的时候，身上穿的是灰色大褂，站得笔直，一开口就能让整个剧场笑翻了天。可下了台，他又变回那个安安静静的人，不抽烟不喝酒，爱喝茶，爱听京剧，周末去师父家里学活儿，回来还要写作业写到深夜。他是那种天生该站在台上的人，浑身上下都发着光，却又不刺眼，温润得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玉。

我从没想过去认识他。我们的世界隔得太远，他在那个有聚光灯和笑声的世界里，而我只是台下无数观众中的一个。高一那年我第一次去德云社的小剧场看他演出，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紧张得手心出汗，好像怕被谁发现似的。其实谁会注意到我呢？台上的他更不会。可我偏偏就是紧张，心跳快得像要蹦出来。

那天他说了一段《学哑语》，学聋哑人打手语的样子笨拙又可爱，台下笑得前仰后合。我混在人群里跟着笑，笑到后来眼眶发酸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。散场的时候观众陆陆续续往外走，我故意慢吞吞地收拾东西，看见他从侧门出来，换了一身黑色卫衣，低着头边走边看手机，嘴角还挂着演出后的那点疲惫。我们从走廊的两端擦肩而过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我走出去的时候，深秋的夜风迎面扑来，冷得我一激灵，可心里有个角落是滚烫的。

后来我开始往小剧场跑得勤了些，攒着零花钱买票，每次都坐最便宜的边座。我知道了他每周三下午会去学校图书馆靠窗的位置，看的书很杂，从老舍的《茶馆》到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，什么都有。我知道他喜欢吃食堂二楼的鱼香肉丝盖饭，吃完总会再要一碗免费的紫菜蛋花汤，坐在靠门口第三张桌子那儿慢慢喝。我知道他骑一辆旧得掉漆的二八自行车，车筐里永远放着一把黑色长柄伞，不管下不下雨。

你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大概是因为，当你把一个人放在心尖上的时候，关于他的一切都会变得很显眼。就像黑暗里的萤火虫，你不需要刻意去找，它们自己就会亮起来。

高三那年的压力像山一样压过来，我底子并不算好，数学尤其吃力，每次考试都在及格线附近挣扎。三月那场模拟考试我考砸了，数学一百五十分的卷子只得了六十七分。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，我躲在教学楼后面的楼梯间里哭了整整一节课。那是高三以来第一次崩溃，之前的那些咬牙坚持、那些假装没事、那些在父母面前笑着说“还行”的努力，全都在那个下午土崩瓦解。

我哭得很丑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还不敢出声，怕被路过的人听见。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难受，就像一个人沉在水底，拼命想往上游，却怎么都够不到水面。

“哎，你是……林蕊恩对吧？”

那个声音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幻觉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模糊的视线里，董霄元站在楼梯上方的转角处，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，像是刚从饮水机那边过来。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外套，拉链规规矩矩拉到最上面，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点意外，也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局促。

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。

这个认知让我愣在原地，甚至忘了自己正在哭。他就这么看了我几秒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过来：“先擦擦脸吧，别哭了。”

我接过纸巾的时候手在抖，不知道是因为哭得太厉害，还是因为他离我太近。后来那包纸巾我没有用完，剩下的几张被我带回家夹在了日记本里，和那几张德云社的票根放在一起，收藏了整整六年。

董霄元没有马上走。他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，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最后他指了指我手里揉成一团的数学卷子：“数学其实没那么难，它就是讲道理，你把道理听懂了，它就拿你没办法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

他拿过我的卷子看了看，指着最后一道大题说：“这道题其实是个纸老虎，看着吓人，实际上考的就是一个很基础的知识点。你前面两步都做对了，第三步拐错弯了。”他就那么站在楼梯间里，用十分钟把那道题给我讲了一遍。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来的，雨点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响，我却听得清清楚楚——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见了，因为我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，震耳欲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