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农民的女儿，家里很穷。

穷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家住的是村里最偏的那间土坯房，每逢下雨，屋顶总会漏下黄泥汤，阿爹就拿几个搪瓷盆接着，满屋叮叮当当响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阿颖你听，咱家也有音乐会。”

我叫林知颖，阿爹阿娘总唤我阿颖，因为我自幼聪颖。村里小学的老师说我是块读书的料，将来一定能考出去。阿爹就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每天天不亮就去镇上的工地干活，晚上披着星星回来，兜里揣着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的工钱，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带着他身上的汗味和水泥味。

阿娘在镇上给人洗衣服，双手常年泡在水里，冬天裂开一道道血口子，她用胶布缠一缠，第二天接着洗。她总说：“阿颖，你只管念书，阿爹阿娘供得起你。”

我从来不敢在他们面前说苦。因为我知道，他们已经把命都搭在我身上了。

高二那年，工地的活多，阿爹阿娘常常加班到很晚。我下了晚自习回家，把饭菜热在锅里，坐在昏黄的灯泡下写作业，耳朵竖着听门外的动静。往常他们最晚九点半也就回来了，阿爹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大声喊“阿颖，阿爹回来了”，好像怕我担心似的。

可那天，我一直等到十点，门外始终没有响起脚步声。

我心里慌得厉害，那种不安像一条冰冷的蛇缠住我的五脏六腑，越收越紧。我翻出阿爹工地上的工友王叔的电话号码，借邻居家的座机打过去，打了三遍都没人接。我再也坐不住了，抓起外套就往外跑。

秋天的夜风很凉，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远远的，就看见工地那个方向，天是红的。

不是晚霞的红，是火烧的红。

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，可我还是拼命往前跑，跑到工地门口的时候，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，消防车的警笛声刺耳地响，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人影。橙红色的火舌从半成品的楼体里蹿出来，烧得噼啪作响，像一头咆哮的巨兽，把黑夜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。

警戒线拉起来了，我挤不过去，只能站在人群外面踮着脚往里看。

几个穿着制服的民警站在一块空地上，手里拿着一份名单，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念名字。周围围了一圈人，有哭的，有喊的，有瘫在地上起不来的。一个民警大声说：“大家安静一下，我们现在核实遇难者身份，请家属听到名字后到前面来确认。”

遇难者。

这三个字像三根钉子，直直钉进我的太阳穴。

我拼命往前挤，耳朵里全是民警念名字的声音。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从那张纸上被念出来，每念一个，就有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响起。我的心脏跳得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嘴唇哆嗦着，在心里不停地说：不会有阿爹阿娘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
“林建国。”

这三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在我脑袋上，我的耳朵嗡的一声响，周围所有的声音都听不见了。那是阿爹的名字。

我的嘴张了张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民警又念了下一个名字。

“陈秀兰。”

阿娘的名字。

我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，直直地瘫坐在地上。水泥地冰凉刺骨，我的眼泪哗地就涌了出来，可我哭不出声，喉咙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，我只能张着嘴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。

“阿爹——阿娘——”

我终于喊出了声，那声音又尖又细，根本不像从我嗓子里发出来的，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在哀嚎。我趴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，眼泪糊了一脸，泥土沾了一身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。我没有阿爹阿娘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
工地还在烧着，火光照亮半边天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过来拉我，有人在我耳边说着什么，我全都听不见。我只知道哭，哭到后来眼泪干了，嗓子哑了，就那样跪坐在地上，像一尊泥塑木雕。

就在我最混乱、最崩溃的时候，一只手臂从旁边伸过来，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。

那只手力气很大，稳稳地扶着我，我才没有再一次瘫倒。我泪眼模糊地抬起头，看见一张年轻的脸。

那个人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一身黑色的盘扣长衫，料子极好，在火光映照下隐隐泛着暗纹。他身形颀长，脊背挺得笔直，一张脸生得眉目疏朗，下颌线棱角分明，站在那片混乱与狼藉之中，像一块被错放在废墟里的玉石，格格不入。

我认出了他。

他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刘九思。

镇上的人谁不知道他？他师父是德云社的角儿，他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，经常在各大剧场登台。我们这种穷地方能出这么一个人物，简直是十里八乡的大新闻。以前我只在海报和手机视频里见过他，没想到他本人比镜头里还要高，还要好看。

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根本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那天恰好回老家探亲，路过工地附近看到火情，原本是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忙的，结果撞见了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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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低头看了我一眼，那双眼睛在火光里显得很黑很深，里面说不出是什么情绪。他没说话，只是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离了人群，一直走到路边一棵老槐树下，才松开了手。

我靠着树干，身体还在发抖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，我没有接，他就把手帕塞进我手里。

“你家里还有别人吗？”他开口了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带着点说相声的人特有的字正腔圆，却听不出什么多余的情绪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欠了多少钱？”他又问。

我愣了一下，抬起红肿的眼睛看他。他站在那里，背对着远处的火光，脸上的表情淡淡的，看不出同情，也看不出怜悯，就好像在问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
“我阿爹……借了工地老板的钱……”我哑着嗓子说，声音断断续续，“说好年底还的……我不知道是多少……”

他听完，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

那晚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我只记得他把我送到了镇上的一家旅馆，跟前台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把钥匙交到我手里，说：“先住下，明天我来找你。”

他说完就走了，长衫的下摆在夜风里轻轻飘了一下，人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。

我抱着膝盖在旅馆的床上坐了一整夜，眼泪流干了就发呆，发呆累了就流眼泪，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。

第二天中午，他真的来了。

他换了一身衣服，简单的白色衬衫配黑色长裤，看起来比昨晚更年轻了一些，可眉眼间那股沉稳劲儿却不像个二十出头的人。他在房间里唯一的那把椅子上坐下，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，对我说：“你阿爹欠工地老板六万块，我已经还了。”

我猛地抬起头，不敢相信地看着他。

六万块。对那时候的我来说，那是一笔天文数字。阿爹阿娘省吃俭用攒一年，也攒不下六千块。

“我……我还不起……”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那双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深水，他说：“不用你还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无功不受禄，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？我虽然穷，但这个道理阿爹阿娘从小就教过我。

果然，他顿了顿，又开口了。

“你家的债我已经还了，”他说，语气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淡，“你归我。”

我怔怔地看着他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那句话的意思我懂，又好像不懂。他也没解释，只是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蜷缩在床上的我，说：“收拾东西，跟我走吧。”

就这样，我跟刘九思走了。

他把我带到了北京，安置在他自己住的一套公寓里。房子不算大，两室一厅，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了。他给我联系了学校，让我继续读书，衣食住行一应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我一开始很拘谨，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吃饭的时候筷子都不敢多夹菜。他也不怎么管我，他太忙了，德云社的演出排得满满当当，三天两头就要飞到全国各地去演出，有时候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。家里冰箱永远塞得满满的，他在桌上留了钱和一张纸条，字迹清隽有力：“想吃什么自己买，别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