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八弯村还是老样子，青石板路蜿蜒曲折，土坯房依山而建，炊烟在晨雾里袅袅升起。刚走到村口，就看见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那里，穿件蓝布棉袄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走路比年轻人还稳当。“娘！”珍珠喊了一声，快步跑过去，扑在老太太怀里。是崔母，九十岁高龄了，耳不聋眼不花，健步如飞。

“我的珍珠啊，可算回来了。”崔母拍着她的背，声音洪亮，“我就知道，你总有一天会带着孩子们回来。”她转头看向雪松他们，目光落在雪松身上时，突然亮了：“这是雪松吧？长这么高了！我还记得你小时候，跟在我身后要糖吃。”乐乐从雪松怀里探出头，怯生生地喊：“太姥姥。”崔母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，从口袋里掏出块糖，塞给他：“乖孩子，太姥姥的乖重孙。”

院子里传来劈柴的声音，一个穿着灰棉袄的中年男人背对着他们，手里的斧头抡得有力，木屑飞溅。是崔建平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背有些驼，却还是能看出年轻时的硬朗。珍珠的身体僵了一下，脚步顿在原地。雪松轻轻推了推她，把手里的茅台递过去：“妈，去跟舅舅说句话吧。”

崔建平听见动静，斧头停在半空，却没回头。院子里的鸡咯咯地叫着，晨雾渐渐散了，阳光落在他背上，投下长长的影。“哥。”珍珠的声音带着颤，像怕惊扰了什么。崔建平的肩膀抖了一下，斧头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木屑沾着他的裤脚。他慢慢转过身，脸上的皱纹里沾着灰，眼神复杂地看着珍珠，又扫过团团、圆圆，最后落在雪松身上——这个当年跟在珍珠身后的小不点，如今已经长成了比他还高的小伙子，穿着笔挺的外套，眼神沉稳。

雪松走上前，把茅台递到他面前：“舅舅，我是雪松。这是我在东营赚的第一笔工资买的酒，您尝尝。”崔建平的目光落在酒瓶上，标签上的“茅台”二字格外醒目。他的手抬了抬，又缩了回去，喉结滚动着，想说什么却没开口。崔母叹了口气：“建平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记恨着你妹妹？”

“我没记恨。”崔建平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，他终于伸出手，接过酒瓶，手指攥得太紧，指节泛白。酒瓶上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，是雪松带来的暖意，也是迟来的亲情。他看着珍珠，看着她眼角的细纹，看着她藏青棉袄上的盘扣——那是当年母亲给她做的陪嫁，他突然想起妹妹年轻时的样子，扎着两条辫子，跟在他身后喊“哥”。

“回来就好。”五个字从他喉咙里挤出来，带着哽咽。珍珠的眼泪瞬间决堤，十几年的委屈、思念、隔阂，都在这五个字里烟消云散。团团和圆圆也红了眼，走上前喊了声“舅舅”。乐乐举着太姥姥给的糖，递到崔建平面前：“舅姥爷，吃糖。”崔建平蹲下身，接过糖，粗糙的手摸了摸乐乐的头，眼泪滴在乐乐的红棉袄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

早饭是在崔家的老灶上做的，珍珠和圆圆生火，团团洗菜，雪松陪着崔母和崔建平聊天。崔建平给雪松讲十八弯村的变化，讲当年珍珠出嫁时的情景，讲母亲九十岁还能上山采蘑菇的趣事。崔母则拉着雪松的手，问他在东营吃得好不好，住得暖不暖，得知他赚了四万元工资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我的重外孙有出息，比你舅舅当年强多了！”

太阳爬到头顶时，饭做好了。桌上摆着清蒸鱼、炒青菜、炖土鸡，还有圆圆带来的年糕。崔建平打开茅台，给雪松倒了一杯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：“这杯酒，敬你。”雪松端起酒杯，和他碰了一下，酒液辛辣却回甘，像这迟来的亲情，苦尽甘来。“也敬咱们一家人，团圆了。”珍珠也端起茶杯，和他们碰在一起，茶水的清香混着酒香，在院子里弥漫开来。

饭后，崔建平带着雪松去村里转。老人们看见雪松，都围过来说：“这是珍珠家的老三吧？听说在外面建大电站呢！”崔建平的腰杆挺得笔直，声音洪亮：“是我外甥，东营光伏电站的技术骨干！”雪松看着舅舅骄傲的样子，心里暖暖的——他知道，舅舅这是在向全村人宣告，他妹妹的孩子，有出息了。

回到崔家时，珍珠正和崔母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手里纳着鞋底。“给你做的棉鞋，”珍珠拿起一只鞋底，针脚细密整齐，“东营冷，下次去带上，比买的暖和。”崔母也递过来一个布包，里面是几件小儿衣服：“给乐乐做的，纯棉的，穿着舒服。”雪松接过布包，指尖触到布料的柔软，眼眶又热了——这是家的味道，是无论走多远都牵挂的暖意。

傍晚要走时，崔建平拎着袋山核桃追出来，塞给雪松：“这是山上摘的，砸着吃，补脑子。”他看着珍珠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说：“年后我去神安村看你们，顺便看看你们的新房。”珍珠点点头，眼泪又掉了下来：“哥，常来。”中巴车开动时，崔母和崔建平站在村口挥手，直到车影消失在山路尽头，还没放下手。